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果行使委托管辖权涉及必需的公物，只能通过协议约定，才发生移交。

最后，在法律层面要从严把握某些核心要素，明确情势变更制度的兜底性适用原则。即使谈判破裂，一方仍可请求法官依其自由裁量来变更或解除合同。

这是由于此类合同的履行期限较长，一般为二十年。按照案件的事由可以再细分为因法律、法规或政策的改变而导致的情势变更，以及因政府的行政行为导致的情势变更以及诸如当事人意外死亡等其他事由。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表述：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虽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及不属于商业风险三个表述属于并列的地位，但是其作用明显不同。（三）情势变更的不可预见性 对于情势变更不可预见要件的存续学界并无太大争议，但在学者的讨论中却往往将不可预见与该情势变更系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所致相提并论，甚值商榷。而所谓的发生于法律效果消灭之前是指情势若已恢复原状，其结果归于消灭并对原有法律效果无影响，不致产生显失公平的问题，因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例如，某些情势虽不为一般大众所知，但是作为特定职业的人员应当了解该情势发生的可能性。鉴于在已颁布的《民法总则》中不可抗力之范围已明确，在未来的合同法编中可考虑在履行章节的最后一部分纳入情势变更条款，同时明确在适用步骤中纳入再协商条款。但是，行政职权并没有改变行政权的性质，仍然是一种要求人们忍受的公权力。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将公权力的行使者限定为公务员，排除了行政机关依据私法雇用的职员和工人。同时，行政职权或行政职责是法定的。五、行政管辖权委托后的移交 (一)公物的移交 行政管辖权是一种事权，但往往涉及物权或公物。

[27]参见《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5条。我国的实施行政许可委托书几乎都未规定服务创新和财务责任。

这一价款可能需要：第一，扣除接受财产的地方政权通过施工给这些财产带来的增值部分，并扣除由接受财产的地方政权偿还的、由原先具有管辖权的地方政权为了取得这些财产而订立的借款。[20]日本的制度与德国类似。[33]参见让·里韦罗等，见前注[14]，第51页。协议仅适用于签署协议的地方政权及其公共机构。

[20]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页。根据物权法》等的规定，物权也随之发生变更。盐野宏，见前注[13]，第25页。也就是说，当不同地方行政机关发生委任(授权)关系时，只有在委任(授权)协议有约定时，才适用委任(授权)机关所在地有效的地方立法。

[13](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有关行政机关所行使的权力，一般有多种说法，主要包括行政权、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6]参见黄娟：《行政委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1页。行政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也需要有秩序和治理。

《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不得委托。属于不动产所有人的保养以及重大维修费用由省或大区承担。[67]有关学说虽然讨论了公物的成立和消灭，却未涉及公物的移交程序。[38]国家委托管辖的，可以通过协议，向地方政权或财税独立的市镇合作公共机构提供资助或补贴。[3]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纵向行政领域主要表现为扩大地方自主权，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加以推广。[50]参见叶必丰：行政组织法功能的行为法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109-130页。

[75]参见法国第2003-902号法令，韩小鹰译，李贝校。(一)我国的法治基础和横向委托 我国宪法和组织法对行政机关间的横向关系未作规定。

财务协调在同一政府系统内部还比较容易，如果跨地区则比较困难，必须予以约定，比如行政特许中的收益归哪个地方财政、支出由哪个地方财政承担等问题。行政管辖权委托制度的建立，需要法律规定相应的范围、条件和程序。

《立法法》第96条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超越权限的，由有关机关依法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肖泽晟：《公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4]参见《安徽省政府关于下放部分审批权限的意见》(皖政〔1985〕39号), 1985年5月4日。另外，还有一个受委托机关管辖受委托事务的法律适用问题。但是，地方政权间必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展开合作。摘要:  基于行政权不得处分原则，国家垄断行政权的行使。

[57]参见叶必丰：区域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法学家》2014年第6期，第1-11页。《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00号，2015年1月6日发布)第20-22条等。

其中，大区和省既是地方利益的主体，又是中央在地方的监管者。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作出撤销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责任机关。

被授权机关尽管也可以接受授权机关的指示，但却应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并承担法律效果。至于法律规范规定和协议约定以外的公物，如行政许可委托中的公务用公物，未见移交实例。

所有委托管辖权都不能涉及国籍、公民权利、公共自由保障、个人的身份和能力、司法组织、刑法、刑诉法、外交政策、国防、治安和公共秩序、货币、信贷、外汇、选举权领域，或干预公共自由的基本条件，或某个宪法保障的权利，或在法国签署的国际条约、法律和规章中没有明确委托的而在国家监管下行使的某项职权。一般认为，调解是以互谅互让为基础的，构成权利(力)处分。之所以行政管辖权的委托在司法上不要求有特别法上的依据，是因为根据我国的制度设计，行政管辖权委托并没有改变法律上的行政主体，委托机关有权对受委托机关作指示，进行监督，有义务承担受委托机关所作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77]1990年3月14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在双方就价款无法达成一致时，由征用法官作出裁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8、19条所规定的委托，都是行政机关对非行政机关组织的委托，而不是行政机关之间的委托。

比如德国的行政机关之间既可以委托又可以授权。这意味着将公权力行使委任给私人在德国受到宪法的限制。

各级地方政权与国家的职权分配，应尽可能把属于国家和属于市镇、省或大区的职权区别开来，以便让每项职权及相关资源能够全部归属于国家或市镇、省、大区。[34]仅仅当低级别政权不能有效解决，而高级别政权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高级别政权才可以干涉低级别政权事务。